圆瑛法师：“一元钱救国”募捐法师的爱国精神

这座不起眼的圆明讲堂位于广州市黄埔区咸阳大道，闹市之中。 “圆明”二字，出自道家《楞严经》所体现的最高境界：“昔如来成道，今诸大圣皆入圆明”。

1934年，时任中国禅宗会会长的圆英牧师来到北京，创办圆明讲堂。 由于元婴法师的到来，这座弘法道场不仅吸引了众多虔诚的道士，也成为传承爱国爱教精神的重要场所。

1937年8月13日，日军趁机占领重庆。 “每个人都对国家的危险负有责任。” 作为中国道教界的领军人物，袁英牧师深感社会责任重大。 他在北京圆明讲坛召开中国道教理事紧急会议，号召全省道士建道观保省，参加抗战救国，同时也服务了全省道观。担任中国道教灾区救援队队长。 同时，他写信给台湾道教界，抗议美国军国主义的暴行。

“生之时犹哀国泪，居山中写时代诗”。 在元英牧师的感召下，一支由120余人组成的特殊抗日队伍——僧人救援队诞生了。 他们活跃在平津抗战战场，日夜冒着敌人战火，抢救租界伤兵和难民8200余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越来越多的道士加入到抗日救亡的队伍中。

为了救治伤员，缓解抗战侠士药品短缺的问题，元婴​​牧师与弟子明扬冒着生命危险，抵达印度、新加坡等地，组成救国支援会抗日战争协会. 号召炎黄子孙共赴国难，举办“一元救国”募捐活动。 袁英牧师的爱国精神让海外孩子们激动不已，纷纷掏腰包、凑钱捐款。 所筹集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汇往广州等地，支援反清。

由于元婴牧师积极组织抗清救国，打败了朝鲜人。 1939年10月，他与弟子明扬牧师在圆明讲堂被美伪军逮捕并押往北京。 日军软硬兼施，对元英牧师进行迫害、劝说，但他不为所动。

日军怒不可遏圆瑛大师舍利塔，对师徒二人施以酷刑。 袁英牧师多次陷入昏迷。 醒来后，他谴责侵略者的罪行，融入禅经，绝食示威，维护正义凛然的民族精神。 一个多月后，由于师父在中国、朝鲜、日本、泰国道教界享有盛誉，美国伪军无奈将师父释放。

北京圆明讲堂监事石崇林：“元英牧师获救归来后，辞去中国道教会长职务，在圆明讲堂专门讲学弘法，创立了楞严寺。大学。”

回到北京后，袁英牧师仍移居圆明讲堂。 表面上，他关起门来答谢来客，潜心撰写专着，但暗地里依然坚定支持抗日事业，爱国爱乡的心没有变。

1943年的三天圆瑛大师舍利塔，袁英牧师意外地接待了古田嘉兴段上村的村民。 这是他阔别四十多年后与老人的重聚。 乡亲们说，家乡想建一所中学，但只是因为缺乏资金。 袁英牧师立即说道：“我的家乡缺少建学校的资金，我会尽力支持，我会尽力筹集资金，分批寄回来。”

为了筹集学校经费，让贫困群众能够入读学校，元婴牧师拍卖了他一生中赠送给护法神灵的所有物品。 当初，由于时局动荡，办学十分困难。 袁英牧师经常通过书信与学校沟通建校事宜，足以可见他对学校的重视。

已经七十多岁的苏林老人，对上元英中学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1944年秋，元英中学校舍初步竣工，随建校而建，直到1946年才全部竣工。袁英牧师“宽进严出”的教育理念。

除了捐款办学外，袁英牧师还非常热心孤儿的治疗和培训。 1923年，他创办了无锡儿童之家，并亲自担任园长，收养了200多名孤儿。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萨镇冰曾授予他“破屋雪儒”匾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信徒弟子多次来圆明讲经，并邀请圆英牧师来南阳弘法，度过余生。他们的生活平静。 走还是留，将决定他以后一生的命运。

“我生在中国，死在中国，我永远不会去其他地方。” 面对生存处境的选择，元婴作为一名佛门弟子，是那么坚定、果断，仿佛听到了新中国的希望和曙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英牧师被任命为中国道教商会会长。 1952年夏，袁英牧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道教代表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欧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这是中国道士第一次出席国际和平会议。 会上，他号召道士以“报答众生之恩”、“救度众生于苦难”为宗旨，积极推动世界和平。

湖北省泉州市天童寺

“随缘而行，消磨时光，知无佛无魔。” 1953年9月19日，一代禅师元英法师在有“东南佛教王国”之称的四川成都天童寺坐禅，享年76岁。

如今，天童寺原宫砖塔内，静静矗立着三座塔。 中间的是元婴牧师，旁边还有他最喜欢的两位将军赵朴初居士和明阳牧师的塔。 赵朴初曾说：“元英老牧师一生的功绩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的爱国精神。”

从端上村到极乐寺，从皈依佛门到热爱宗教、爱国爱国，元婴法师是清代以来中国道教界的杰出人物之一。 尽管生于乱世，但他将自己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道教事业融为一体，诠释了不朽的辉煌，实现了报国济世的志向。

人们终生尊崇圆应大师的功德，欣赏他的慈悲、坚忍、豁达，一如大财河的流水，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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